9.6 分收官，比这更好的美剧也不多了 -

由汪功伟改编的美剧《无耻之徒》作为英国同名喜剧的衍生作品，自2011年首播以来，于2020年12月迎来了其第十一季，这也是该系列的最终季。

《无耻之徒》（2020）以芝加哥南部一个挣扎在贫困边缘的大家庭为核心叙事单元，通过展现盖拉格家族七位成员与周边邻居之间发生的离奇又令人发笑的日常故事，呈现了底层社会生活的荒诞图景。

弗兰克·盖拉格是这个家庭中唯一的成年人，其余六名成员皆为他的子女。然而这位父亲却长期沉溺于酒精，在意识模糊的恍惚中不断遭遇荒诞的都市冒险，将本该平静的日常搅扰得支离破碎。

这部剧的六个孩子角色虽然展现出对家庭更多的关怀，但每个人在混乱与自我毁灭的倾向上同样引人注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耻之徒》全然缺乏温暖的瞬间，其叙事中仍暗含着细腻的情感脉络。跨越近十年的剧情（乃至每季的内容）缺乏统一主题，也未构建贯穿始终的主叙事线，整体更像一幅理查德·汉密尔顿式的波普拼贴画。作为普通观众，我更倾向于分享个人化的观剧感受，尽管文中偶有「我们」的表述，但这仅是泛指性用语，并非出于对普遍性的预设。

作为一名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研究者，在初涉《无耻之徒》这部作品时，首先遭遇的伦理审视困境在于：如何超越本能的批判视角，与剧中呈现的无序社会形态建立对话关系？这种认知调适过程对我而言颇具挑战性。剧中的弗兰克持续十二年挪用联邦救济金的行为，恰似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尖锐质询——其以享乐主义方式消耗公共资源的手段，似乎印证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警告：过度依赖社会福利的制度设计，可能催生出诸如弗兰克般的道德失范者，这种现象被解读为对自由市场原则的某种反讽性验证。

当弗兰克以偏头痛为由骗取医疗补助时，他得意洋洋地取笑排队的真正病患，这种行为让我不禁思考：为何无法对这种对公共道德的破坏保持沉默？对于常需探讨此类议题的观众而言，剧中人物的作为似乎早已消弭了任何心理距离。幸运的是，哲学训练赋予的自我审视能力，恰能在此刻发挥作用——正如每本哲学教材都会强调的反思传统。在批判《无耻之徒》中人物的道德失范时，我更需反问自身：对这种行为的评判是否建立在正当的立场上？这种双重审视的过程，反而为伦理评判带来了某种超越性可能。

和解的种子首先源于我对自身身份的认知——我时刻铭记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而非权力体系的评判者。当剧中弗兰克一家从养老院「借」来一位认知障碍的老人扮演已故姑妈，以应对联邦机构的社保核查时，我们无需以道德标尺丈量其荒诞，而应以会心一笑接纳这种黑色幽默。影视作品本就是现实的折射与幻想的交织，谁又能断言在追逐虚幻的过程中，不曾经历过那些令人「赧颜且雀跃」的瞬间？

这种和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实质是为逃避内心道德审判或三观纠偏而做出的妥协。我认为真正深层次的和解应当建立在深层理解之上；换句话说，我们开始主动进入甚至认同《无耻之徒》所描绘的充满混乱与自我毁灭的世界观。这种理解首先体现为价值观的共鸣，因为剧集并非完全否定人类共通的价值体系，反而在某些瞬间让我们更深刻地体悟到某些价值的珍贵：当伪装成姑妈的养老院人员被送回原处时，小女儿黛比望着这位仅陪伴二十四小时的「临时家庭成员」所赠的自制甜点，眼含泪水地回忆着两人建立的难忘亲情；当伊安的同学曼迪企图对其实施性侵犯却失败，她因自尊受损而要求哥哥为她讨回公道，最终伊安不得不坦白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曼迪随即接纳了他，两人在经历波折后形成了更为深刻的友谊。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突破常规伦理框架的故事语境中，这些闪耀的人性光辉才显得格外动人。

不过话说回来，《无耻之徒》显然并非以教化人心为创作目标。若观众期望从中获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价值共鸣，或许应当选择更具主流价值导向的好莱坞主旋律电影。因此，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我们更应超越简单的价值共性，转而关注剧中每个个性鲜明角色所呈现的独特生存图景——特别是作为父亲形象的弗兰克，其复杂的人格特质与生活选择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观察视角。

在《无耻之徒》的叙事中，我们目睹了一群游离于现代社会主流结构之外的群体——他们既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也不身处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机构与公民的持续冲突之中。更进一步，他们远离了工业社会对人类的异化焦虑，也挣脱了身份政治对平等尊重的执着追寻。这种独特的存在状态可概括为「非工人亦非阶级」，他们既未参与传统生产关系的构建，也无意推动集体政治行动的浪潮；在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工业社会与身份政治共同塑造的时代场域边缘，他们发展出一种完全超越工作伦理与公民责任的生存方式——倘若工作伦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公民责任不过是命令与服从的合理化表达，那么这种边缘化的生活形态是否反而更接近真实的生存状态？

从这一视角出发，弗兰克一家最初令我反感的生存策略反而揭示了突破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铁笼」式资本主义结构的可能路径。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行动选择，更贯穿于精神领域的价值重构，因为他们以坦然的姿态拥抱这种生存方式（即shameless），并未陷入传统道德框架的自我审判。几年前在豆瓣读书平台上，我曾读到过《资本主义个人反抗指南》这类作品，作者试图通过重塑生活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突破。而《无耻之徒》所呈现的生存图景，恰为所有渴望突破规训的个体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实践样本。

然而，我们也不能用过于理想化的滤镜去审视这种生活方式，认为其中不存在任何焦虑、悲伤、痛苦与愤怒，仅仅展现出冒险生活的新鲜感与刺激性。实际上，每集中都充满了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内在张力。这种生活方式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与既有制度产生对抗，正如《无耻之徒》中角色们持续采取各种手段维系自身或家族的生存，一旦遭遇制度体系的反噬，他们往往不得不重新归顺，最终沦为体系中被规训的个体，多数情况下甚至会面临惩罚。

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并不体现为存在主义语境下的个体自主规划，也不等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悲剧性抉择的现代英雄形象。恰恰相反，我们观察到的是缺乏主体意识的被动选择，那些琐碎困境中并无命运转折的戏剧性；在多数情况下，这更接近于反英雄的逆向抉择，这一点在弗兰克与其子女的互动关系中尤为显著。前者对这种生存状态的依赖乃至沉溺，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父亲未能承担起责任的「逃避」行为（对此仍需进行批判性审视）。

归根结底，理解与和解是同一回事。然而，当我向一位作家朋友提及这一观点时，他善意地指出我或许正在落入微信公众号盛行的「深度报道」陷阱：以旁观者视角探究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在持续追踪中从最初的排斥逐渐演变为某种程度的「高高在上」的理解。正如史蒂夫对菲欧娜所说：他目睹过无数人机械地为他人表演，唯有菲欧娜始终活在自我构建的宇宙里。她无需寻找自我，因为真正的自我从未缺席，始终与她同在。

剧中人物对「被理解」的渴望并非其核心追求，他们或许并不在意是否被理解，而更倾向于遵循自身的生存逻辑在现实中跋涉；从文学视角观之，这些角色恰似现代版的堂吉诃德——持续进行着常人难以揣度的抗争，却在行为背后显露出某种生存意志的凝固与执着。当弗兰克在完成肝移植手术后收到戒酒警告，他仍选择与伴随数十年的酒精共饮；举起酒杯的瞬间，其行为仿佛承载着对生命存在的某种仪式性献祭，与那位挥舞长枪冲向风车的骑士形成跨时空的镜像。这种执着将和解的边界推向极致：究竟该以何种姿态与一个无需和解的存在达成妥协，又应以怎样的态度理解一个本就无需被理解的世界？

这种过度包容的圣母心态所隐含的脆弱性与短暂性，最终酝酿出一种隐秘的双重渴望：当他人可以肆意妄为时，为何我不能同样放纵？为何要承受无条件包容他人的重负，却剥夺了自身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和解诉求的抗拒——若理解的触手背后潜藏着对被理解的渴求，那么在放弃自身被理解需求的瞬间，我们便获得了无需以善意态度接纳他人生活逻辑的自由。

然而，这种状态恰恰将我们引向剧中人物所处的那个荒诞却层次分明的生活图景：在特定时刻，内心深处或许会浮现出一个诱惑的声音，怂恿我们（即使只是短暂地）扮演可笑的堂·吉诃德，沉溺于个人的某种执念而视周遭世界为虚无。当抵达这种难以救赎、略显污浊的「放纵」之境时，我们便与《无耻之徒》达成了本质层面的和解——不再需要刻意的、强迫性的认知努力，毕竟自己内心某个角落里，也不过是另一个弗兰克、菲欧娜、利普或伊安的缩影。